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难险阻，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更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全面地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直接面对复杂民族事务的历史时期。在应对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改旧中国统治阶级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错误做法，开始结合实际革命斗争需求，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逐步实现了从战略应急层面处理民族事务，到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转变，从而积累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宝贵实践经验，为日后民族政策的成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1922年，中共二大首次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相关决议，初步确立了党对少数民族的基本态度。但由于长征前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开展工作，对民族问题的实践探索范围有限，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也相对不足。长征开始后，党和红军直面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与文化差异，迫使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重新审视和思考民族问题。能否打破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敌视，获得沿途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拥护与支持，成为决定长征成败的重要因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从理论探索到实践检验、从战略应急到实践自觉的重要转变。
坚持各民族平等是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核心原则。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广西北部瑶、苗少数民族地区。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享有同等权利。1935年5月，红军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朱德总司令签发《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通俗易懂的韵文宣示党的民族政策：“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布告最后呼吁：“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这份布告也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红军万里长征”一词的正式文献。长征时期，党不仅在原则上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立场，还以此谋求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支持各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党根据沿途不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本民族的革命政权与武装，培养出第一批少数民族革命骨干，使少数民族群众在局部区域内初步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些立足实际的民族工作不仅助力红军穿行民族地区、完成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更检验并彰显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这两项处理民族问题的核心理念。
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是长征时期党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要求。面对沿途各民族在生活方式、宗教传统等方面存在的文化差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始终秉持着尊重、理解和包容的态度。1934年12月，红军总政治部作出《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切实保护少数民族利益。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至云南中甸，贺龙致信喇嘛寺掌教八大老僧，明确表示“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明确宣示：“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不仅体现在纲领性的政策宣示上，更落实为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实际行动。红军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严禁有任何冒犯行为，切实保护少数民族的寺庙、经堂、教堂等宗教活动场所，不驻扎、不打扰，不允许随意动用少数民族的宗教用品。正是通过这些细致入微的政策和严格的纪律约束，红军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消解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被少数民族群众誉为“菩萨兵”。
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发动各族群众相结合是长征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关键策略。面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复杂、阶级分化明显、上层人士在群众中具有较大影响等现实，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统一战线工作与民族工作相结合，既注重团结少数民族中的王公、土司、头人、宗教领袖等上层人士，又坚持发动和依靠广大贫苦农牧民群众。红军每到一地，往往通过发布告、写标语、座谈会等方式，主动联络当地有威望的民族上层，阐明党的民族平等主张，承诺保护其正当权益，争取他们对红军过境的理解与支持。1935年4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安顺，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与当地布依族领袖陆瑞光在弄染寨签订“反蒋作战协定”，史称“弄染结盟”。这是红军长征中与地方少数民族签订的第一个政治盟约，也是红军争取少数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事件之一。更具标志性意义的则是1935年5月的“彝海结盟”。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结盟之后，小叶丹忠实执行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族同胞组织起来，经过七天七夜将红军部队一路护送过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刘伯承代表红军授予小叶丹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旗帜。与此同时，红军深入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启发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这种“上层统战”与“基层动员”并重的策略，有效规避了因简单照搬汉族地区土地革命模式而可能引发的民族冲突，既保障了红军顺利穿行，又播撒下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火种，体现了党在复杂环境中处理民族问题灵活务实的政治智慧与群众工作本领。
党积极开展民族自治的早期实践探索，已成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实践中极具开创性的组成部分。面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政治生态复杂、历史积怨较深的现实，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前提下，支持建立具有自治性质的革命委员会或政权机构。1936年10月20日，西征红军在宁夏帮助回族群众建立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县级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虽然包括这一政权在内的系列实践存续时间不长，未能形成稳定制度，但其核心精神——坚持民族平等、保障民族权利、实行区域自治——为日后新中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直接经验。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实践使党深刻认识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不能照搬苏联的联邦制模式，而必须立足多民族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各民族交错杂居的现实国情，走一条以区域自治为基础、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实现民族平等与自主的新路。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在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战略层面看，红军以平等团结政策彻底打破了历史上的民族隔阂，沿途各少数民族从最初躲避红军，转变为筹粮助战、参军引路，倾其所有支援红军，为长征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长征期间所建立的自治政权与革命武装持续传播革命思想，扩大了党的影响，为新中国民族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从理论层面看，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党在多民族地区治理上实现了从抽象原则走向具体实践、从应急处置转向主动引领的重要转变。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对多民族国情认知的广度拓展和深度掘进的关键阶段，深化了党对国内各民族相互关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认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形成积淀了宝贵历史经验。在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确立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根本立场，以及所开展的民族自治早期实践探索，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践根基。【本文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国家治理史教研室副主任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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